从逻辑上而言，通信而非秘密是通信秘密保障的逻辑前提，换言之，是否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需要判断的核心内容为是否为通信，而非是否为秘密，凡属通信都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18]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一，《缔结条约程序法》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法。

[2]近年来，在加强立法活动的同时，科学立法、依宪立法的要求也在强化。[20] 其二，所有的基本法律均应该明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0] 五、余论 欲成法治，必用二术。以宪法上的经济制度为例，无疑它是法律体系中最活跃的制度之一，但是现行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虽然涉及了经济制度的基础、分配制度的原则、国有经济的地位、集体经济的形态、自然资源及土地的所有、财产的保障、市场经济的政策等多个方面，但均属原则性的规定。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既包括探索宪法自身的内部意义上的实施，也包括重视通过立法活动和法律执行对宪法的外部意义上的实施。

一则，研究如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落实依宪立法的基础环节。当然，私法中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情形较少，主要与宪法典中直接涉及私法的内容较少有直接关系。[81]通常，我们的公法理论及其思想，基本上都是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

[22]同上书，第37～38页。灵知（gnosis）是一个希腊词汇，是指一种可以直接‘看到的客观事物，而且可以运用直觉的确定性去掌握的知识类型。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因为，罗马所征服的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甚至其自身就是一个多神之国。

但是，对这样的价值的有效性作出判断，这是信仰的事情，此外，也许是对生活和世界根据其意义所作出的思辨考察和诠释的一个任务，但肯定不是在这个地方所应当从事的那种经验科学的对象。实际上，另外一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也有这样的功力。

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需要重新认定形而上学（哲学思辨）的合理性，以理性的有限性、可争论性为前提，去重新认识人与政治的秩序。在西方思想史上，始终存在对于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一股潮流，如黑格尔（Hegel）、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尼采（Nietzsch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这种内部视角，对于我们观察宪法行政法学的某些特定的观念以及思考方式也有好处，甚至可以作一些这方面的研究。[7]这些假设一旦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出现了十分扭曲的现象，它们表现为琐碎知识的堆积在有缺陷的理论下摆弄材料方法论运动中去价值判断。

第二，人是一个多向度的存在状态。[64]而在他看来，理论上的禁忌恰恰又是一种不理性的表现。他不断地强调，不要遗忘古希腊提供的关于理性的维度，以及基督教提供了关于救赎的维度。第三，符号话语作为一种社会的自我解释的形态。

要想恢复对人的整全性理解，重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就必须抑制灵知主义的败坏，重新回到古典的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人是被类型化的人，或者按照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说法——平均类型的人，甚至可以称为是一种整体之人。

[39][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中文世界的相关论文有：叶颖：《寻求秩序：埃里克·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换言之，代表不仅有宪法法律代表和存在代表的二分法，还应该是一个三分法：超越实在的代表、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宪法法律上的代表。[70]与施特劳斯不同的是，沃格林后来提出了一套以秩序结构为核心范畴的分析框架，来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66]那么，这里提到的灵魂真理到底是什么？ 沃格林以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研究中达到了顶峰。[7][美]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美国学者保罗·卡恩就以内部的视角审视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认为法律中自由裁量权、主体、人民、国界、改革、革命等概念范畴，都是某种特定文化想象的产物。

进入专题：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19]因而，认识人就必须注重历史的经验。

[75]更新对人的理解，就是把单向度转变为多向度，以尽量获得对人的整全性理解。实际上，沃格林之所以会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就在于他发现了他的学术偶像韦伯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代法律制度都是基于个体之人和整体之人的矛盾关系来展开的。宪法始终要保持对部门法的控制机制。

这里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广泛的，囊括了一切能够反映人的存在状态的思想，如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等。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起码，在既有阅读经验中，有一个思想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判断理论相干性的标准。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

[11]其原因在于，韦伯没有提出新的范式。新的政治科学也必须如此，其不在于新而在于找回遗失的传统，而重建，就是回到对原理的意识——诸种原理必须通过一种从时代的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把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全部纳入考量的理论化努力来重新获得。

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孔德主张，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世界的永恒规律，基本方法是开展调查（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研究）和建构理论，前者可以提供经验材料，后者则将社会的永恒规律给揭示出来。

他看到了应许之地，却不被允许进入。这一前提是，充分挖掘出宪法中对于人的维度进行关照的应然机制和现实状态。

[28] 沃格林在这里对代表制采用的二分法分析，其实并没有太多惊人的创见。从《新政治科学》的文本来看，沃格林想要突出的人的维度，其实是一个有限的、历史的存在维度。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始终要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达至平衡状态。[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2）作为价值论成分的运动，重点在于完美状态，不在于达到完美的手段，形成了乌托邦主义。[7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徐胤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罗马帝国尝试了很多手段，即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统一的神圣性，既能将各种神圣性融合进来，又不至于是一种直接的复制。四、剩余的启发 沃格林在本书中有一些可能会被忽略的细节，也值得我们运用到宪法学的思考之中。

比如，有一些国家（苏联）虽然有外部描述意义上的代表制，却被批评没有代表，而这些国家又将自我描述成是有代表制的社会。处于这一类别的最大的人群是，未出生（甚至包括已出生）的婴儿、临终的病人、患有虚弱疾病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